李大同:冰点已死

中青报党组2月16日宣布冰点将于3月1日复刊,原负责人李大同和卢跃刚同时被免去周刊主编及副主编的职务。作为“整改期间”复刊的条件,冰点复刊后首期必须刊登批驳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的文章。正因为刊登袁伟时的这篇文章,冰点于1月25日被下令停刊。李大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不管他们作什么姿态、怎么安排,我的看法是,冰点事实上已经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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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则回应给 李大同:冰点已死

  1. 云超说道:

    “冰点”周刊部分作者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常委的公开信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尊敬的中共中央各位常委:         我们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部分作者。         2006年1月24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决定,由于该周刊发表了袁伟时教授的一篇文章,反思中国近代史和历史教科书,“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因此对该报总编辑和周刊主编通报批评,并“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该事件发生后,马上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抗议声不绝于耳。想必你们也清楚:恰恰是这一处理决定本身造成了 “恶劣的社会影响”,因为它既不合法也不明智,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言论权利和新闻自由的宪法权利,也破坏了本届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         在过去的十一年间,“冰点”周刊的编辑和记者群体用他们的智慧和勤勉树立了新闻界的典范。他们通过富于思想性的言论、对重大和有代表性事件的深度报道,启发了无数读者的心智,揭示了许多问题的症结,推进了社会的变革。这种极富独立性的追求和科学性、建设性的态度使得“冰点”周刊成为这个时代我国媒体中少有的亮点之一。可是,偏偏是这样的媒体却遭到整肃,这究竟是怎么了?难道说这就是我们念念不忘的“依法治国”,抑或念兹在兹的“和谐社会”?         各位常委近年来都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依法治国,胡总书记当选之后第一次公开活动便是出席宪法施行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人们不会忘记胡总书记当时振奋人心的讲话: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由于法律和体制不健全以及执法人员自身素质不完全适应等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还不少,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要切实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坚决纠正违宪行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然而胡总书记:眼前这起停刊事件违反了宪法第35条的规定,难道不是显而易见么?这条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中的许多人与多数读者一样高度评价袁伟时教授的这篇文章,我们中也有人对袁文的论点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坚决维护他发表文章的权利,因为袁文并未违宪违法。言论自由的基本内涵是人们有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在任何地方,只要人们只能发表“正确言论”,那里的言论自由就消失了。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确立了一个旗帜性的话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是说,一种言论是否真理,必须发表出来,让实践来检验。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宣传部门操控言论口径,它们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此外,今天这种违宪打压落到了袁伟时教授头上,明天就可能落到任何别人头上,如同它过去曾落到刘少奇、彭德怀等各位的政治局前辈头上一样。团中央宣传部或“中央有关部门”如果不喜欢袁文,完全可以撰文反驳,同时也要确保袁伟时教授再反驳的权利,绝不能违宪逞威封人家的嘴。更何况文责自负是文明媒体的通则,因袁文而查封《冰点》,就更不成体统了。         在一个法治国家,一个最基本的准则是所有公共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有宪法或法律的授权,而且要给相关当事人提供法律上的救济途径。也就是说,当受到权力影响的人们认为有关决定违反了宪法或法律,可以提起诉讼,并且有权获得公平的审判。可是,作出本次决定的团中央宣传部和不断作出封杀传媒决策的中央宣传部,在法律上完全属于不具有法律人格的组织,它可以毫无顾忌地行使权力,然而,媒体或个人却无从提起任何法律上的质疑。原因无他——它和类似的部门都不具备法律上的人格,它们完全是法律之外的组织。我国宪法序言里说:“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上述胡总书记的讲话也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然而,不具备法律人格的组织,本身就生活在宪法和法律之外,这类组织言出法随,操纵着新闻机构生杀予夺之大权,难道你们看不出,这就是“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么?         不少官员担心,一旦人们畅所欲言会产生一些负面效果,例如引发社会动荡,影响经济发展,导致思想混乱,以及损害政府权威等等。可是,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就会看到这样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任何能够长久维护的社会秩序都不可能建立在压制的基础上。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里,传统的利益格局被重构,多元化的利益群体需要公开表达的途径。各种言论的公开表达会展现真实的社会情态,让决策有的放矢,而压制异见只能导致决策者闭目塞听,井里观天,无从作出合理决策。平常各位常委都会到地方视察或调研,你们也经常为地方官员欺上瞒下苦恼,在调研过程中要求人们说真话,但是最后还是真话寥寥,甚至完全被欺瞒。其实,有了新闻和言论自由,一切都会变得十分简单,根本不需要兴师动众地下去视察,公开的媒体就能够披露所有的真相实情,你们所要求的各种资讯应有尽有,哪里是地方官员能够隐瞒得了的?         我们相信,居庙堂之高的各位常委对这个国家有着跟我们一样强烈的责任感,我们也深知这样一个大国的治理良非易事。如今,一方面是你们不断地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另一方面,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你们对开放言论空间引起一些动荡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恰好是一个看起来充满各种冲突的社会。尊重不同利益、不同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建立公正的制度使得不同的利益与观念能够开放而和平地相互竞争,国家才能够实实在在地走向大治。古人所谓“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讲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当然,在这个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度里,民主、法治以及宪政的建立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过,即便步伐缓慢,我们的方向却必须正确。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在新闻领域中实施高压政策正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对“冰点”周刊的处理不过是最晚近的一个例证而已。         各位常委,回想三年前,“saRs”肆虐,“孙志刚事件”又引发了全国性的愤怒,你们能够顺应民意,放松新闻管制,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赢得了民众的衷心拥戴和国际社会的好评。可令人不解的是,这样的势头只持续了短短数月,接下来却不断倒退。以至于在舆论管制下某些人更加有恃无恐,不但以所谓“非法上访”、“恶意讨薪”之类的荒唐借口肆意镇压对政府怀抱希望的苦主,还连续制造出比孙志刚事件更为残暴的定州事件、汕尾事件等等,使社会危机不断加剧,本届政府的和谐、亲民形象也严重受损。         有鉴于此,我们呼吁各位通过制止团中央宣传部的违宪行为,回到三年前的和谐方向。如此则人民幸甚,国家幸甚,我们与各位也幸甚!         2006年2月14日         签名(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崔卫平(学者),丁东(学者),付国涌(学者),贺卫方(学者),郝建(学者),江晓阳(律师),刘晓峰(学者),马少华(学者),秦晖(学者),童大焕(编辑),章诒和(学者),赵牧(编辑),朱学勤(学者)

  2. 云超说道:

     李大同、卢跃刚对《冰点》停刊事态发展的联合声明         2006 年1月24日,团中央下达了《冰点》周刊停刊整顿的决定。如同李大同在1月25日发布的公开抗议书里叙述的那样,整个过程不仅毫无宪法和法律的依据,甚至连管理程序的正当性也弃之不顾,充满了阴谋味道和精心算计。有朋友评论,“官僚们在技术上做到了极致,但是在价值层面上却滑稽可笑。”信哉斯言!         不管当权者手段如何卑鄙,我们却要堂堂正正行事。2月6日,李大同将给中纪委的申告书正式交给报社党组书记王宏猷,王满口答应按照程序一定将申告书送到,并给予回执。他之所以痛快应承,出于一个党员的常识——党组织有义务逐级转交党员的申诉。         然而在拖延了7天后,在李大同的追问下,王书记1月13日终于转达了团中央的回复:在经多人研究了党的各项章程之后,认为上级党组织没有义务一定要转交党员的申诉,所以决定不予将此申告向中纪委转交,退回本人自行处理。         多人研究后的结果?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兹将有关条文照录如下:“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党组织对党员的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必须及时处理或转递,不得扣压,承办单位不得推诿。申诉和控告信不许转给被控告人处理。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引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如此言之凿凿的明确规定,竟然由团中央多人研究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惊讶之余不免浩叹:地处首都的党的高级组织,竟寡廉鲜耻到这种地步,他们还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底线吗?!         1月14日,我们通过其他可靠途径,直接向中纪委呈交申告书。有理由相信,申告书应于1月16日送达。         可就在1月16日下午,在明明知道申告尚未被中央有关领导看到之前,本报党组即向我们宣布了七条决定,核心内容是:         免去李大同《冰点》周刊主编的职务,免去卢跃刚《冰点》周刊副主编的职务,二人都发配去报社的新闻研究所(1989年政治风波后,李大同曾被撤销职务,在此赋闲5年,这次是“二进宫”)。         《冰点》周刊在提交整顿报告后,于3月1日复刊。         认真组织批驳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文章,在《冰点》周刊复刊第一期刊登。         在违反党章规定、对前一个处分的申诉延迟扣压后,紧跟着再加重处分,不提供任何理由。这还有一点公理可讲吗?         撤销李大同职务的理由是什么呢?姑且算是《冰点》刊登了一篇“观点错误”的文章吧。然而只要是报人都一清二楚,一篇文章是否能够刊登,决定权不在版面主编手里,而在总编辑手里,没有总编辑审阅后签字付印,任何文章都不可能刊出。此前《冰点》曾被总编辑多次换稿和撤销版面,正是报纸出版程序的体现。         具体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刊出前李大同与分管副总编辑和总编辑做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在做必要删节后发表。最后一道删节工作是由总编辑亲自完成的。换言之,李大同作为版面主编,仅对报纸出版的中间环节负责,不可能对最终是否刊发文章及如何刊发文章负责。写下这些办报的常识,不是要推卸任何李大同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是要告诉作出这种昏聩处分决定的人,别以为官儿大就可以胡来(更别说毫无规章根据的“经济处罚”了)。         这篇文章是否有错,错在哪里,不能由个别位高权重的人说了算,而要由高质量的讨论来辨析。逐步取得共同认识是正常的,参与讨论的各方继续抱持己见也很正常。不正常并且要坚决反对的,恰恰是“朕即真理”!蛮横下令《冰点》停刊,同时也剥夺了反对者发表意见的权利。         没有说出口的真实原因是,李大同竟然还敢发出公开抗议,还敢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说明事实真相——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他们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过一点“公民权利”的影子。         撤销卢跃刚职务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卢跃刚与上述文章的发表毫无瓜葛。在追问下,报社党组书记支支吾吾说出三条:         1.在报社内部网上发表了悼念原中国青年报老记者刘宾雁的文章。         2.接受了国外媒体的采访。         3.与境内“民运人士”有联系。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后辈,在报社著名前辈被迫客死他乡之后,在内部网上悼念一下都有罪吗?这位老人80高龄,重病之下多次申请回国竟不被批准,这些官员还有一点人道可言吗?以一篇悼念小文治卢跃刚之罪,可知天下尚有“冷血”二字?!         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可以吗?中国宪法和法律有哪一条禁止?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官员,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数不胜数,也应当问罪和撤销职务吗?诚然,我们更愿意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但当局封锁一切媒体和网络,甚至连发布消息的个人博客都加以封杀,防民之口如防洪水猛兽,可笑亦复可怜,不就是一点真相吗?何至于恐惧若此!         至于和“境内民运人士有联系”,更是荒诞不经。报出来的两个人名,一个卢跃刚从不认识,面都没见过;另一个则是他多年的朋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对卢跃刚2004年《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以及之后《关于团中央对〈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的政治结论致周强、赵勇的抗辩信》(未发表)批评周强、赵勇,作公然的打击报复和丑陋的政治陷害。“秋后算账”是这些人的惯技,本不稀奇,然而智商显得比三岁小儿略高一点如何?         少数官员真的大慈大悲,忽然为广大读者着想,尽早让《冰点》复刊了吗?非也!他们不过是忌惮国内外的强烈舆论,又顾及自己那一点伪装出来的“国际形象”,让《冰点》的牌子照挂,却抽走《冰点》的灵魂!没有了核心编辑的《冰点》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跪安”罢了。听着,复刊第一期即批袁伟时——遵旨!         对不起,《冰点》的热心读者们,伴随你们走过11年了,期期《冰点》刊发后接踵而来的反馈言犹在耳,逢年过节寄来的贺卡仍历历在目。我们素昧平生,却经常在电话里像老朋友一样交谈,在电子邮件里批评讨论……就在《冰点》停刊这短短的十几天里,我们接到数百个读者的问询电话,从17岁的中学生到80岁的老知识分子,纷纷写信来表示支持和声援,中宣部老部长、人民日报、新华社老社长、中共老党员、老干部,公开声讨中宣部官员的违宪违法行为,还有很多读者,愤而去邮局退报。我们感到了人格的慰藉。我们从不孤独。         人民要的是什么?是宪法赋予的新闻、言论的自由,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有价值的信息,是对人间不公的调查和披露,是对强势集团的遏制和对弱势人群的扶助,是对国家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须的深刻思考。而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报纸,用纳税人的钱来订阅的报纸,却通常被宣传官员强迫塞满垃圾,这是一种非法的滥权和犯罪!不终止这种局面,人民的精神和创造力就永无焕发之日,公民社会的到来就遥遥无期。         我们在《冰点》工作,诚惶诚恐,不敢懈怠,编发让读者喜欢的报道、文章,略有美誉,只不过是在按新闻职业的标准尽自己的本分,也是与《冰点》其他同事共同创造的成果。在这里,我们要向《冰点》的同事们致谢,没有他们的一流表现,不可能有《冰点》的今天。如果我们的维权行动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不便,我们只能深表歉意,那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所有个人署名行为,由我们负全责,与他们无关。         多少写稿、改稿的不眠之夜,多少紧张、快乐的星期二、星期三,没老没少的“408卡通世界”。在这里,我们要对《冰点》的同事们说:我们怀念和你们在一起的快乐日子,我们爱你们。         接下来,我们还要感谢所有十一年来为《冰点》写稿的海内外作者朋友。我们不会忘记每篇稿子里所蕴含的支持、企盼、熨贴、默契、睿智和激情。我们将会永远珍藏那些可歌可泣的编写往来的故事。         我们两个人,李大同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八年,卢跃刚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年,算是老报人了。在这里,我们要引用《冰点》纪念中国青年报令人尊敬的总编辑王石先生文章《报人王石》的一句话:“老报人永远不死,他只会飘然而去。”         我们确信,任何强权都不能扼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冰点》倒下。《冰点》无罪。《冰点》再生!         2006年2月17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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