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禁电”诉讼背后

旁听了广州四起禁电以来相关的诉讼,在2月5日庭审上,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教师何民强及广州市民林炎如原告质问天河交警,既然已经证实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并非盗抢,为何多次去交警都不能成功取回车辆。天河交警的委托代理人当庭表示原告可以在第二天前去找他取车。

2月6日,林炎如前往天河大队办理退车,后者要求其必须撤诉,2月7日,林向天河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2月8日林凭法院收文回执到天河大队领会了
电单车。何民强则于2月6日当天完成了撤诉和领车的全部手续。天河大队在退车过程中未出示任何书面文书。天河大队在办理过程中态度很好,对于原告“是否还
能骑”的问题,天河大队经办人提醒原告:“暂时先别用,等等再说。”

在天河交警大队涉嫌伪造证据的背景下,这个过程耐人寻味。原告撤诉,被告可以逃过涉嫌伪证的调查,法院也避免对此敏感的事项表态,可以说是他们最不失面子的解决办法。

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在2月6日,即原告正式递交书面撤诉申请前,向天河区法院寄送了《关于对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天河大队涉嫌伪造证据、妨碍行政诉讼行为进行调查和制裁的申请》。不管原告是否撤诉,天河法院都必须对申请作正式回复。

附报道:广州“禁电”诉讼 天河交警大队涉嫌作伪证

昨天下午,再有两起广州“禁电”引发的行政诉讼在天河区法院开庭。原告委托代理人质疑天河交警大队涉嫌作伪证,并向合议庭申请对被告涉嫌作伪证的行为进行司法调查。


诉状显示,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教师何民强及广州市民林炎如,分别在2006年12月9日及12月18日,被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河大队执勤民警
以“车辆具有被盗抢嫌疑”为由扣车。两人对天河交警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提起了行政诉讼。两案2月5日下午在天河区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为证明“车辆具有被盗抢嫌疑”为由查扣原告电动自行车的合法性,被告天河交警大队大队的委托代理人就这两起诉讼提交了两份“公安综合信息查询系统”中“CCIC广东被盗抢摩托车”的检索结果。两份检索结果均表明原告的车辆不是被盗抢车辆。


告委托代理人浦志强及王井云两位律师对这两份检索结果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在注明2006年12月11日的一个查询结果中,右上角显示的
“累计访问”为2386681人次,而在注明2006年12月19日的一个查询结果中,“累计访问”为2386648人次。时间在后的查询结果的累计访问
人次,比时间在前的查询结果的累计访问人次为少,原告委托代理人认为,这与经验法则不符,在两份证据中,至少有一份存在作伪证的可能。被告委托代理人表
示,该项数据为公安内部查询系统的数据,对此“保密”,未作进一步说明。原告委托代理人向合议庭提出申请,对被告涉嫌作伪证的行为进行司法调查。

在昨天的庭审中,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首次坦承,执勤民警的执法行为是依据2006年11月6日广州市公安局发布的《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穗公2006343号”)。

附:关于对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天河大队涉嫌伪造证据、妨碍行政诉讼行为进行调查和制裁的申请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广
东经济管理学院教师何民强及市民林炎如于2006年12月9日和18日分别被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天河大队(以下简称天河交警大队)以车辆存在“被盗
抢嫌疑”为名扣押了电动自行车,他们均已向贵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贵院已于2月5日下午进行了合并审理。就庭审中发现的被告涉嫌伪造证据、妨碍行政诉讼的违
法行为,我们特申请贵院依法予以调查和惩处,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

简要事实如下:

首先,天河交警大队提交了两份检索记
录,分别下载自“公安综合信息查询系统”的“CCIC
广东被盗抢摩托车”信息网站。该两份记录首先表明了,两原告的电动车未涉嫌“被盗抢”,但何民强案证据上注明的查询时间标注为2006年12月11日,网
页显示的“累计访问”为2386681人次,而林炎如案的查询时间标注为2006年12月19日,网页显示的“累计访问”竟为2386648人次。换言
之,在后形成的证据的累计访问人数,比在此前一周形成的证据(何民强案)上记录的累计访问人数少了33人次!

鉴于网站登陆人数的记载系自
然生成,被告如此举证显然有悖常理,仅此一点即足以认定两份证据应当形成于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证明落款标注的时间是伪造的。虽然两份证据与本案行政强
制措施所依据的事实并无关联,但被告仍以数据源自公安机关内部查询系统,需要“保密”为由拒绝作出来源说明。

其次,被告出具的两份执勤民
警现场“执勤经过”,存在大量虚假陈述。举其要者,即有捏造原告的所谓“违法行为”、隐瞒原告已出示车辆合法证件、编造民警与原告对话内容、谎称民警履行
了的“依法”告知行为等。尤为恶劣的是,为证明“车辆具有被盗抢嫌疑”,两位民警居然不约而同地捏造出原告具有“神情紧张、眼神闪烁不定,说话含糊不清”
的相同可疑表情。虽然“执勤笔录”因民警未能出庭作证,且被告未提交警员的身份证明和工作证而无法予以采信,但这种侮辱公民人格尊严的行为,屡次发生执法
机关工作人员身上,也是不能接受的。

此外,综合对现有“禁电”若干个案中民警执法过程的分析,结合庭审中被告作为执法依据提交的广州市公
安局“禁电”通告,我们认为,广州市交警执法的真正依据,事实上是引发了广泛争议的“禁电”令!这是因为,根据近十位相对人的陈述,警察在现场处罚时的口
头交待,均为“电动车不许上路”,但表现在“罚单”上的理由却五花八门,既有“当事人拒绝接收罚款处理”、“自行车违法加装动力装置”、
“驾驶机动车未悬挂号牌”、“未随车携带驾驶证”,以及电动车具有“涉嫌被盗抢”等情形!种种迹象表明,广州交警为贯彻“禁电”令已毫无章法不择手段!在
这一背景下,天河交警大队在“执法”过程中,为达到“扣车”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虚构所谓“被盗抢嫌疑”,在应诉过程中又百般开脱,甚至不惜制作伪
证,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这种情形不能允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9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诉讼参与人有伪造证据行为
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敦促行政机关依法履
行职责,我们特申请合议庭就天河交警大队提交的两份盗抢查询记录的形成时间,以及证据右下角落款处查询人标注的形成时间是否属实展开调查,以确定被告是否
实施了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制作和使用伪证的行为,并依法追究其妨碍行政诉讼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何民强 林炎如
委托代理人: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律 师:浦志强 王井云
二○○七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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